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有足够的话题可供总结和评说，新世纪将到未到，尽管新的文学气象尚未出现，人们仍然有充分理由进行总结。静思这二十年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和三十年代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相比，有多少特别的东西留给我们呢？前思后想，是观念的突破前所未有，语言的自觉值得大书特书，文体的变革令人瞠目，而唯有形象的缺失仿佛在热闹、繁荣的背后让人若有所失。也许，观念的突破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物的退隐，是未来人们总结新时期文学时一个有用的视点。
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最突出的景观是短篇小说的复兴、新诗的崛起、中篇小说的渐成大器，与此相应的，是文学批评的活跃与文学观念的突破。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承担着新时期文学主力军的角色，新时期初的小说中，人物形象还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法码，“班主任”、“李铜钟”、“李顺大”，不但是新鲜可触的文学典型，而且人物本身被写进了小说题目。塑造人物形象，还是当时的作家们自觉的追求，章永?、高加林、李向南等一系列小说人物，是评论家和读者熟知的文学形象。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作家们要为中国文学形象之林塑造新的典型人物，仍然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和至高的目标。
然而这样的文学气氛并没有坚持多久，文学观念的演变速度太快了，各种新的小说理论、小说技巧的译介和推波助澜，对作家创作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批评家也不再以小说人物的典型化程度和明晰程度作评价作家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新的评判标准面前显得浅薄、守旧和缺乏创造性。“寻根”、“新潮”、“现代派”等新名词呈冒进之势出笼于文坛，一个新的小说时代就这样顺应时代要求滚滚而来。我们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结识了残雪、马原、刘索拉等一批看上去没有继承性，且不可效仿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其思想观念上的超前和艺术技巧上的探索性而在文坛上成为主唱。许多批评家为这一时刻的到来欢呼过，认为1985年是划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段。现在看来，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人物和故事已经不再是小说的最基本要素。历史的评价还有待后人的评说，但文学人物的退隐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王蒙曾发出过“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和“当代小说丧失故事性”（大意）的惊呼。
进入9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取代中短篇而成为主力。长篇小说的数量逐年增长，直至达到年产六百多部的惊人数字。然而，以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为主体的长篇小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80年代文学留下来的课题。在读者中印象深刻、众人皆知的文学形象仍然少得可怜。而中短篇的创作，无论是写“状态”还是写“体验”，都是重在表现同一个生活层面上的一“类”人，而不再着力于塑造一两个主要人物。
也许正是由于人物形象的缺席，使张艺谋这样认为“文学驮着电影走”的导演，也觉得当下的中国文学“没劲”。因为电影导演可以直接使用的人物故事在小说中越来越微弱、模糊了。90年代的中国文坛，长篇小说数量可以数千计，但用人物故事的基本标准衡量，让人堪称经典的作品又有多少呢？
如果批评家放弃一下自己习惯了的理论套路，用一个普通读者的眼光看取今日的文学，以上似乎非但不新，反显陈旧的议论不但存在，而且值得深思。曾在一档议论国产电影的电视节目中听到，许多观众宁愿喜欢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影片，也不承认当代电影的价值，而许多上年纪的人仍把《一江春水向东流》视为中国电影的最高经典。此时不禁让人想到文学，情形是否也有相近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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